诗歌怎么画插图？

诗歌插图的画法如下:

1、首先画一个边框,在底部画一些小草,左下角画一头牛,牛背上画一个小朋友。然后在右上角画一个月亮,顶部画一个方形的边框,中间画上草地和河流,背景画一些大山。

2、接着开始上色,右上角的月亮用黄色涂,左下角的牛用棕色涂,小朋友用黄色、红色和蓝色涂,草地用绿色涂,河流用蓝色涂,大山用灰色涂,中间的边框用橘色涂。

3、涂好画中的颜色后,最后我们再在边框内写上古诗,再次整理一下画面,这样村晚古诗配画就画好啦!

拓展: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

《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2022年,中国诗歌学会命名清远为中国第一个“中国生态诗歌之城”

汉族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它按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整理,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

汉族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汉荀悦《汉纪·惠帝纪》作“诗g”。唐朝韩愈《郓州溪堂诗》序:“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於诗歌者多矣。”鲁迅《书信集·致窦隐夫》:“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孔羽《睢县文史资料·袁氏陆园》:“袁氏(袁可立)陆园在鸣凤门内,每逢佳日节期,州内文人名士在此聚会。所吟诵的诗歌,后来荟为专集,名《蓬莱纪胜》。

古诗词手抄报怎么画

古诗词手抄报步骤如下:

1、找好适合的古诗词,下面以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为例。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根据故事所描绘的景色画出草图,可以用铅笔画,方便后面有需要时可以修改。

3、然后挑选喜欢的颜色上色,就完成了。

《咏柳》写作背景:

贺知章奉诏告老回乡,百官送行。他坐船经南京、杭州,顺萧绍官河到达萧山县城,越州官员到驿站相迎,然后再坐船去南门外潘水河边的旧宅。此时正是二月早春,柳芽初发,春意盎然,微风拂面。贺知章如脱笼之鸟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即景写下了这首诗。

古诗词艺术歌曲作品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的《诗经》被称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大雅、小雅已成为我国古代艺术歌曲的源头。诗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的作品入乐歌唱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到了宋代,曲子词发展至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易唱而文词高雅,使之与音乐的结合较诗句更为自由。而元曲是可以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有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利用音乐曲牌来抒情、写景、叙事的一种清唱形式,在语言方面大量使用口语,倾向于通俗化,因而有着鲜明的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保持了民间歌曲质朴自然的特色。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与中国古代歌曲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发展时间上看,中国古代歌曲指的是民国之前的中国歌曲,而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产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从体裁上看,它仍然属于“艺术歌曲”,但在具体手法上与艺术歌曲有很大的出入。

20世纪2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全部为青主所作,他一生共创作艺术歌曲19首,其中运用古诗词创作的艺术歌曲有14首,在其整个艺术歌曲创作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主要作品有:《大江东去》(宋·苏轼词)、《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红满枝》(南唐·冯延巳词)、《脸如花》(宋·杜安世)、《走去走来三百里》(宋·辛弃疾)、《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忆江南》(唐·白居易)、《击壤歌》与《醉妆词》(五代后蜀国君王衍)等。

纵观青主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可以看出他在歌词体裁的选择上喜用古人创作的词或者是民谣;在题材上选择内容为借古讽今的、表达思念的情感、反映爱情、亲情的等;在旋律手法上,善于把握古诗词的韵辙、节奏和格律,依据“依字行腔”和“依义行腔”两种方法,使古诗词的风格特征与旋律风格特征完美结合;在曲式结构上,作曲家根据古诗词的结构或内容需要来选择与内容相得益彰的曲式结构,而没有套用西方传统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分节歌、通谱歌等),这种曲式结构的安排也正是青主音乐创作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作曲家运用民族化的和声手法以及形象化的钢琴伴奏写作,使西洋传统的作曲技法与中国古诗词达到完美结合。同时,也体现了作曲家自觉的民族化手法。

青主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后来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大江东去》的创作,它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也是我国第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它的产生奠定了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风格特征,同时也是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典范。

30年代是我国艺术歌曲创作逐渐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堪称我国艺术歌曲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在古诗词音乐歌曲创作方面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分量,在创作人数上较20年代也有重大突破,如黄自、陈田鹤、刘雪庵、谭小麟、冼星海、江定仙等等。

黄自是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作品有《花非花》(唐·白居易)、《南乡子》(宋·辛弃疾)、《卜算子》(宋·苏轼)、《点绛唇》(宋·王灼)等。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表现为:

首先,注重歌词韵律与旋律、节奏的紧密结合。如在《花非花》中,歌曲的开头歌词是“花非花,雾非雾”,其韵律为“平平平,仄平仄”,前半句是平声,后半句是仄声,黄自将前半句保持在Sol音上,将后半句的曲调提高四度保持在Do音上,这样的旋律与韵律紧密相连。

其次,注重旋律与和声的民族化。如在《花非花》中使用了D宫五声调式,在《卜算子》中用了羽、商、角三种调式的综合进行,通过调式的变化为听众勾画出一个缥缈悠远的境界。在和声上作曲家努力探求民族化的和声,采用四、五度叠置和弦、附加音和弦、省略三音的和弦等。

最后,注重钢琴伴奏的写作。作曲家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伴奏写作上,不仅做到与歌曲旋律很好的配合,更注重与歌曲情感的把握。如在《点绛唇》中,左手以八分音符节奏为主,并带有装饰性的一个短小优美的音型作为背景展开,右手则带有切分、交错的节奏;在第10与第24小节处,作曲家通过加大节奏密度和和声密度的手法,将歌曲中内心激昂的情绪表现出来。

黄自不但在自身的音乐创作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教学中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如他的四大弟子刘雪庵、陈田鹤、贺绿汀、江定仙,对其创作理念的传播及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推动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雪庵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有4首,《枫桥夜泊》(唐·张继)、《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红豆词》(清·曹雪芹)和古词《淮南民谣》。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的歌词选择方面,注重歌词的文学性,这些诗词具有潜在的音乐性。如在《枫桥夜泊》这首歌曲中,作曲家根据诗词“月落D乌啼D霜满天”这样的句读,将音调的节奏设计为XXXXDXXXD,这与诗词的格律也是紧密相连的。在和声手法上也注重民族化的尝试,如在《红豆词》中他运用了bE羽七声雅乐音阶等。

陈田鹤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主要有《枫桥夜泊》(唐·张继)、《春归何处》(宋·黄庭坚)、《江城子》(宋·秦观词)、《采桑曲》(古诗)等。此外,30年代较有影响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江定仙的《棉花》(古诗)、应尚能的《无衣》(诗经·秦风)、张肖虎的《声声慢》(宋·李清照)等。

纵观30年代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其特点表现为:首先,古诗词体裁多样、内涵丰富,有唐诗、宋词、诗经等各个历史时期多位诗词名家的诗词体裁,其中,唐诗、宋词占的比例最大,体现出作曲家自身所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其次,注重歌曲创作的民族化,作曲家们注重如何运用西方作曲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最后,都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影响,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自学院派作曲家之手,如黄自、刘学庵、陈田鹤、应尚能、贺绿汀等。这与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可见专业音乐教育在我国艺术歌曲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4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主要有黄永熙的《阳关三叠》(唐·王维)、冼星海的《忆秦娥》(唐·李白)、《竹枝词》(唐·刘禹锡),以及马思聪于1943年作曲的《残阳》(唐·李商隐)、《相见难》(唐·李商隐)、贺绿汀《菩萨蛮》(唐·李白)、江文也《江村即事》(宋·司空曙)、《春景》(宋·欧阳修)等。

在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成就最大的应属谭小麟。他的主要作品有《自君之出矣》(唐·张九龄)、《彭浪矶》(宋·朱希真)、《清平调》(唐·李白)等。在谭小麟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20世纪作曲技法,同时注重同我国民族音乐素材想结合,如《彭浪矶》中旋律开始与结束均结束在g小调上,而中间部分找不到主音所在,并且大量运用三级、四级和弦,使作品更具清新典雅的中国风格,将作者背井离乡、思念故人的复杂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4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一、突出时代性的题材特征;二、民族化的旋律创作进一步得到发展;三、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以谭小麟为代表)。

纵观中国近代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自青主创作第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以来,古诗词艺术歌曲先后经历了20年代作曲家DD30年代的作曲家DD40年代的作曲的创作,在他们的创作中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是继承并创新的创作手法。这些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成功创作,不仅丰富了我国近代的声乐作品,更为我们研究近代作曲家的创作手法提供了可考的资料。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首词的特色，可以称做“切实真挚，痴情感人”。我国有不少文学流派非常重视创作和鉴赏中的情感因素，竟陵派创始人之一的谭元春还说过“不痴不可为情”（《唐诗归》卷一引语》）的话，这首词就是处处表现作者的痴情。你看，想当初，作者看到天上的“雁字”（李清照《一剪梅》词：“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曾勾起她对丈夫的相思之情；到了中年，家门罹难，屏居乡里时，又产生了“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李清照《念奴娇》词）的惆怅之情；如今看到过雁这一“旧时相识”时，便愈加伤情。在一群人人常见的飞禽身上，既寄托着纯真的夫妻之爱，又有着深沉的家国之思，凡此种种无处不渗透着作者的深情。这种深情还表现在作者对“黄花”形象的不同刻画上。早年她以“有暗香盈袖”（李清照《醉花阴》词）的“黄花”象征自己的美好年华，而今“满地黄花堆积”，标志着自身的衰老和理想的破灭。此处正是从反面翻足其意，即用晓风暮雨对“黄花”的无情摧残，反衬“黄花”的痴情。不是吗？都已经凋谢“满地”、“憔悴”不堪了，还在忖度“有谁堪摘”？可以说“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以下三句，是十足的痴情的流露。惟其痴情，才格外动人。

在拙稿《关于易安札记二则》中，曾谈到李清照擅于将与自己身世有某种契合的他人诗词摄入己作。她尤其熟悉唐代韩偓的诗，其词曾反复取意于韩诗（《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５年第４辑）。这首《声声慢》与韩诗亦有一定瓜葛。韩诗中有“凄凄侧侧又微嚬，欲话羁愁忆故人。薄酒旋醒寒彻寒，好花虚谢雨藏春”④等句，这四句与《声声慢》除了在时令上有春秋之别外，其他如凄恻的寒气、嚬蹙的眉头，对“故人”的怀念，以及难以御寒的“薄酒”和败谢的“好花”等，均为《声声慢》一词所�括。还有“乍暖还寒”句，与张先《青门引》的“乍暖还轻寒”等句，亦有某种渊源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李词中虽然借取了韩诗和张词的某些意象乃至成句，但前者向着通俗化、白描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跨进了一大步，正同她的“三杯两盏淡酒”，为辛弃疾化用为“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蒙鸿”（辛弃疾《水调歌头》词）时的情形相仿佛，是文学自身的有益的承桃和嬗递。

在评论这首词使用叠字的特点时，有一种意见说用叠字是为了演唱，而且由于它的严于声律，这首词特别适合歌唱。这种意见恐难成立。词史中许多事例表明，词只是在其产生的初期完全被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那时是唱给人听的，基调多是娱悦欢快的。但是到了南宋，李清照在写这首词时，已谈不上什么“娱宾”了，即使可以叫做“遣兴”的话，那么这个“兴”是令人极度伤感的。这样的内容，以寻欢作乐为目的的统治者是不要听的，宋人有这样的记载：

庚申（理宗赵昀景定元年）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樨，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觅”一句，上曰：“愁闷之辞，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撰《快活声声慢》。”先臣再拜承命，二进酒而成，五进酒数十人已群讴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

这个例子还说明词的情感和声调取决于题材内容，而内容又必须由相应的形式表达，《声声慢》对于双声叠韵的成功运用，是词史上的一种创举，受到历代词评家的称道，如：“连下叠字无迹，能手。”（《词菁》卷二）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尚未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此词开头连下十四叠字的妙处，首先是以凝炼的文字，熔铸了特定的生活内容，即如周济所说：“是锻炼出来，非偶然拈得也。”（《宋四家词选序论》）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载，赵明诚死后，她走投无路，即所谓“葬毕，余无所之。”这不正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产生的生活依据吗？其工力不只体现在文字音韵方面。陈廷焯认为过分强调文笔之奇，是论词的左道（《白雨斋词话》卷一）。这十四个字亦不仅发自声口、出自笔墨，主要的是作者长期孤独生活的产物。李清照虽然在其早年写的《词论》中，主张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那时的目的是为了使歌词合之管弦，付之歌喉。既然这首《声声慢》“非所宜听”，因而在其具体写作上，并不一定处处着眼于字的声腔，比如词中最受称道的“独自怎生得黑”的“黑”字，就是这样。这个字古人称其“绝妙”（《词菁》卷二）又说“‘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有此词笔，殆间气也。”（《白雨斋词话》卷七引张正夫语）等等。其实这个字之所以十分难得，还是因为作者写出了切身的生活感受。据载，李清照结缡不久，就常常与丈夫分离，丧夫后更是茕独栖惶，几十年来，她不知孤零零地渡过了多少个黄昏和黑夜，所以对“黑”字有独特的感受。这个字含蓄而准确地表达出作者大半生所受的煎熬。同时，“黑”字还很自然地领出了下面的“愁”字。“怎一个愁字了得”，不仅照应了全篇，也概括了作者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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