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兵操 歌词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或者说是真正被接受，不是靠传教士的输入，而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改造中国，变法自强而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最初是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及相应的音乐启蒙教育而开始的。这不仅使得西方的乐器及演奏法、记谱法和基本音乐理论知识逐步介绍进来，甚至直接引进外来歌调以重新填词，更为重要的是，乐歌的广泛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尚、习惯，在行为上产生了新的音乐活动方式，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文化转形期。

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一颇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实际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端。

从乐歌活动及早期音乐启蒙教育中音乐的形态构成、听觉心理和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音乐教育体制、音乐活动方式这些文化因素的变异来说，均意味着中国音乐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阶段的结束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说到"学堂乐歌"，我们首先要提的人物是沈心工。早在1897年，维新运动的成果之一"南洋公学"设立外院，相当于如今的小学。据记载，当时的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曾合编《蒙学读本》、《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和《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编新式教科书的开端。这里提到的沈叔逵（即沈心工），就是日后为中国的学堂乐歌筚路蓝缕者。

沈心工1870年2月14日生于上海，名庆鸿，字叔逵。心工是他作歌、作曲时用的笔名。1890年中秀才，1895年应聘约翰书院（后改为圣约翰大学）执教中文。两年后，受"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毅然放弃了有优厚待遇的教席，考入南洋公学第一届师范班。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志士仁人纷纷东渡日本寻找救国图强的办法。沈心工也于1902年4月赴日本，与鲁迅同期进入设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在日本，给了沈心工最大触动的，是明治维新以后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乐歌活动。这种朝气蓬勃、热情向上的学校唱歌，对积贫积弱、民心涣散的中国人来说，不啻为一剂救世良方。于是沈心工组织中国留学生成立了"音乐讲习会"，专门聘请日本音乐家为师，研究中国乐歌的创作问题，这是国人举办近代音乐讲习活动的首创。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乐歌之一《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沈心工当时的第一首习作。此歌后来在国内广为传唱（初名为《体操--兵操》）。

1903年2月，沈心工回到国内，执教于南洋附小，一干就是24年。他首先在自己的学校里设置"唱歌"课，以推动乐歌浪潮。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记载，这是我国小学设"唱歌"课的开端。这一创举很快就在全社会获得了热烈的响应。沈心工身体力行，一生作有乐歌180余首。从1904年起，他先后编辑出版了《学校唱歌集》3集、《重编学校唱歌集》6集和《民国唱歌集》4集。1937年重新修订，精选出82首歌曲，汇编出版了《心工唱歌集》。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小学唱歌教授法》一书。

沈心工作品的风格典雅隽永，词曲配合贴切，易于上口，因此在社会上流传极广。黄炎培在为《重编学校唱歌集》所作的序文中写道："沈君之所以为……良导师者，不惟以其得风气先，尤以其所制乐歌，虽至今日作者如林，绝不因此减其价值，且与岁月同增进焉。"著名音乐家黄自为《心工唱歌集》所作的序文中说："先生的歌集，风行最早。……所谓'盛极南北'确系事实而不是过誉。所以现在的青年教师及歌曲作者多少皆受先生的影响，这一点贡献，也就了不起了。"191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弹词》，在记述一个"女权运动"组织搞的一次"天足会"的集会上用风琴伴唱沈心工创作的《女学歌》的场面时，有这样的描写："击掌完时琴韵高，一曲清歌声婉转，原来是振兴女权训儿曹，心工沈氏传佳制，淑性陶情要算是第一挑。"由此可见沈氏的作品在当时的风行情况。沈心工的180余首乐歌，所涉题材极其广泛。作品大多沿袭了日本乐歌的风尚，多用欧美或日本的名曲、民谣填配歌词。一部分则是他自己专门作曲的，也有一部分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民歌的曲调。

关于沈心工的音乐作品

沈心工的乐歌题材较为广泛：有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黄河》、《从军歌》、《爱国》等；有直接鼓吹国民革命、歌颂共和新政的《革命军》、《美哉中华》等，有提倡男女平权，重视科学的《女学歌》、《电报》《纺织》等。他所编乐歌，多数是儿童歌曲。由于他长期担任教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唱歌要求有较深入的观察与了解，因而善于描写儿童生活中所接融到的一些事物，使儿童感到亲切。他也是最早使用白话文写作歌词的作者，所作歌词浅而不俗，简明易解。他选用曲调比较注意音乐语言的生动性和儿童特点。如他所编的《体操—兵操》、《赛船》、《竹马》、《铁匠》等乐歌，在学生中广为梳传。

由他作曲的乐歌还有：《黄河》、《革命必先格人心》、《军人的枪弹》、《采莲曲》、《今虞琴社社歌》和《辍悼歌》等6首，以《黄河》一曲影响最大，此曲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真挚感情，黄自在《<心工唱歌集>序》中对此歌作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