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講述“延安故事”的經驗與啟示

2020-03-07 03:04栏目:回忆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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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曾一度面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致使報刊上謠諑四起,國際社會猜疑不斷,給革命事業造成了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為打破新聞封鎖,澄清社會質疑,另辟蹊徑,廣邀外國記者來訪,讓他們自由參觀考察,並積極為他們提供新聞素材,向外界介紹了中共和紅軍的真實事跡,從而推動了“延安故事”的廣泛傳播,擴大了中共的社會影響,塑造了中共的正面形象。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講好“中國故事”,依然要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加強與外媒的溝通,凝聚對外宣傳的合力。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政治污蔑,通過積極開展與外國記者的互動交流,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打開了對外宣傳的窗口,實現了“延安故事”的廣泛傳播。

  紅軍長征落腳陝北后,延安很快成為國內外人士關注的焦點。外界渴望了解中共及其領導下的軍隊,中共也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政策、主張和立場。但是在當時的國內外環境下,對外“發聲”並非易事。尤其是在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下,社會上謠諑四起,國際社會猜疑不斷。在這種情況下,講好“延安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實的面貌,中共需要靈活的思路、高超的智慧和克服困難的勇氣。

  長期以來,中共面臨著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斗,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美﹞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第 2卷,董樂山譯,新華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頁。)尤其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推行消極抗日、積極的反動政策,不僅對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還實行嚴酷的新聞鉗制政策,“控制輿論和加強報刊檢查,禁止報刊披露八路軍抗戰勝利的消息和左傾文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8輯,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5頁。)。此外,他們還嚴厲禁止新聞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赴邊區及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參觀、訪問,對各種採訪請求重重設障、處處設防,對具有進步色彩的外國記者與中共的接觸活動嚴加防范、密切監視,並檢查、刪減、禁止其刊發有利於中共的電報、稿件,使延安幾乎成為與世隔絕之地。在此情形下,中共缺乏與外界交流的渠道,無法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外界關於中共的認知多是間接的、零散的,甚至是虛假的。正如 1944年8月《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所講:“隻許國民黨的丑詆、惡罵、造謠、誣蔑,向世界橫飛亂噴,決不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真相稍許透露於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 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70頁。)雖然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最終得以成行,但在其從申請到被批准的過程中,國民黨多次予以阻撓拖延、無理拒絕。《泰晤士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就談到,國民黨政府“不許有一個新聞記者到那面去。我們都好幾次遞了申請書,請求允許參觀共產黨的區域。結果總是並不干脆拒絕的。我們中的一個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個是‘現在未便’。還有一個是‘情況未定’”(﹝美﹞哈裡森·福爾曼:《北行漫記》,陶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2頁。)。

  紅軍長征勝利后,國民黨當局不甘心失敗,又對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多次“圍剿”,妄圖將中共“除之而后快”。為了打擊中共力量,限制中共發展,國民黨在宣傳領域採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面對中共實行嚴苛的輿論封鎖,加緊社會思想控制。他們實行高壓政策,查封各種進步報刊和書籍,動輒對發行或閱讀進步書刊的人冠以“共黨嫌疑”。據統計,國民黨在 1929年至 1941年間,就禁毀了書刊 2781種。(參見肖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15頁。)此外,他們還推行嚴苛的“報刊、郵件檢查”,“禁止記者去蘇區,在車站、路口、城鎮設立檢查站,派出特務緝查可疑人員,同時制定了相應的反動法令,對違禁者實行逮捕、監禁、甚至殺害”。(劉力群:《紀念埃德加·斯諾》,新華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69頁。)人們隻能從各種零星報道或街頭巷議中獲取關於中共的些許情況。另一方面,國民黨又利用他們掌控的新聞資源造謠生事,極力抹黑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各種污蔑詆毀之詞層出不窮,致使社會上一時謠諑四起,如“共產共妻”“邊區黑暗”等。尤其是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無端指責和貶抑中共保存實力,大肆宣揚中共“專打友軍、不打日本”“延安無一傷員”等無恥讕言,誹謗共產黨“游而不擊”“破壞政令軍令”、實行“封建割據”,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損害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參見鄭洪泉:《論周恩來與紅岩精神》,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31頁。)對於中共領導人,國民黨也極力進行丑化、污蔑,將他們塑造成所謂的“土匪、強盜和頑冥不化之徒”,污蔑他們相貌丑陋、道德品質低下、屠殺無辜群眾等。他們甚至時常制造毛澤東、朱德等人“病故”“被擊斃”的謠言,導致類似虛假消息不時見諸報端。

  據學者統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中央日報》的報道主要集中在對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共武裝力量和中共政權政策三個方面。其中出現頻率最多的污蔑性詞匯:關於領導人方面的有“朱毛匪眾”“毛匪”“朱匪”“彭匪”“斃命”等﹔關於中共武裝力量方面有“”“”“暴匪”“殘匪”“被圍”“被殲”“逃竄”等﹔關於中共政權和政策方面的有“燒”“殺”“掠”“奸”“共產”“共妻”“喪心病狂”等。(參見梁忠翠:《淺析十年內戰時期國共兩黨的宣傳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 4期。)由此可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紅軍被嚴重“妖魔化”了,“粗俗”“無知”“殘暴”幾乎成為紅軍的群體標簽,“”“”一度成為紅軍的專屬稱謂。雖然對於上述謠諑未必人聞人信,但長此以往也難免會三人成虎,繼而使得社會大眾對中共產生一定的誤解和質疑。比如,“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斯諾文集》第 2卷,第 240頁。) ,更有甚者竟誤認為紅軍和紅色政權根本不存在。縱觀當時國民黨媒體的相關報道,對於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不是歪曲事實的編造,就是顛倒是非的抹黑,毫無客觀、公正的新聞原則可言。

  紅軍經過長征落腳陝北后,在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下,外界對堪稱人類軍事史上偉大壯舉的“長征故事”所知甚少,國外對中共的政策更是不甚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北訪問,與中共領導人及廣大普通干部群眾進行了直接而廣泛的交流。其后,斯諾將採訪所得寫成了《西行漫記》一書,介紹了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的真實情況,向世界打開了了解中共的一扇窗戶,被公認為是“西方關於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威”(參見王玉貴:《民間外交理論與實踐研究——以中國共產黨為視角》,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12年版,第101頁。)著作。斯諾的著作揭開了中國革命的真相,很大程度上破除了關於中共的各種謠言,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極大轟動,也激發起一大批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了解中國的興趣與願望。史沫特萊、斯特朗等人在閱讀了斯諾作品后也相繼來到延安。他們根據所見所聞向世界講述了不一樣的“延安故事”。雖然如此,由於國民黨長期的污蔑與造謠,國際社會對中共仍存在一定的偏見與錯誤認知。

  隨著形勢的發展,外界迫切希望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延安和中共。 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歐洲戰場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國內,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腐敗無能,在抗日戰場上節節敗退,不僅使廣大民眾大失所望,也引起了盟國的強烈不滿。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戰場不斷取得勝利,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為盡快結束戰爭,美英等國需要充分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增強對日作戰力量。因此,延安成為他們關注的重要對象。同時,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卓越表現與國民黨媒體的虛假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極大激發了中外記者辨明事實线年底至次年初,美英等國記者聯名寫信申請訪問延安,以了解中共軍事力量和陝甘寧邊區各項政策措施,最終獲批。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是中共新聞和外交戰線的重大勝利,一舉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影響力,使中共的立場和政策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與認同,也為中共贏得了一批國際友人。這些來訪記者不僅成為美國對華決策的重要信息來源,而且推動了美國與中共建立直接聯系。可以說,來華美英記者的採訪和報道,為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共的橋梁,使其對中共的猜疑和防范有所減弱。正如白修德所言:“駐外記者一回到華盛頓便會驚訝地發現,他們每天發回的即使是漫不經心的報道也會對國會議員和決策者產生巨大的影響。”(﹝美﹞喬伊斯·霍夫曼:《新聞與幻象——白修德傳》,胡友珍、馬碧英譯,新華出版社 2001年版,第 97頁。)

  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虛假宣傳,抹黑了中共形象,誤導了社會大眾,給中共的革命事業造成了不利影響。中國的革命應該而且必須為世人所了解。面對復雜的局勢和重重阻力,中共另辟蹊徑,借助外國媒體和記者打通了向外“發聲”的渠道,成功將“延安故事”傳播到國內外,為中共贏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中共高度重視外國記者來訪,並將其視為與外界交流的難得機會。斯諾之所以能到陝北訪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毛澤東提議選擇一個“可以信賴的外國人”訪問根據地。(《海倫·福斯特·斯諾的來信》,《新聞戰線》,1980年第 1期。)正是在中共的邀請和推動下,斯諾成為“第一個沖破艱難險阻到蘇區來調查了解”情況,“並將事實公諸於世的外國記者”。(武際良:《埃德加·斯諾》,解放軍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55頁。)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是在正式接到中共的邀請后,到延安訪問的。 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是一次人數多、規模大的集體性訪問。雖然此次訪問歷經曲折,但中共的熱情邀請是其最終能夠成行的重要原因。 1944年 2月中旬,董必武同各國記者談話,邀請他們前往邊區考察。 2月 26日,董必武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建議為迎接外國記者做准備工作。(參見《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97頁。)周恩來於 28日即回電,安排專人護送記者團赴延。 3月 9日,周恩來受毛澤東、朱德和中共中央委托,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對記者團訪延表示熱烈歡迎。(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85頁。)4月 30日,毛澤東致電董必武轉 11位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隻要國民黨政府同意“即可動身”。(《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10頁。)屢次盛情相邀,充分展現了中共誠懇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國記者們的顧慮和擔憂,最終促成了他們的西北之行。

  中共對來訪的外國記者 ,都以禮相待,高度重視接待和服務工作。1940年 12月,中共中央專門就如何對待英美新聞記者等問題發布黨內指示,要求“對於接洽訪問之英美人員,不僅不應該採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態度,而且應採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主編《中國外交辭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 460頁。) 。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訪之前,周恩來專門召集邊區黨、政、軍、民、學各部門負責人開了動員會,介紹記者團具體情況及其來訪目的,傳達中共中央接待方針政策,還向各機關借調了一批優秀干部和翻譯人員來幫助做好接待工作。黨中央、毛澤東對此也甚為關注,強調要妥善安排各項接待工作。據胡喬木回憶,“事實上,凡涉及外交,事無巨細,都要匯報到毛主席那裡,有時甚至連一些細小的事務也由他親自布置安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陝西抗戰史料選編》,三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82頁。)。中共對外國記者來訪的重視還表現在,幾乎每一位來訪記者,都能得到中共領導人的親自接見,有時甚至是徹夜長談。斯諾曾回憶,他與毛澤東會“一連談上幾小時,有時差不多談到第二天黎明”(﹝美﹞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第 1卷,宋久等譯,新華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92頁。)。英國記者貝特蘭回憶,某次談話結束時,毛澤東把他和翻譯送到院子裡,還盛情邀請說:“你們一定再來,讓我們一起再多談談。”(﹝英﹞詹姆斯·貝特蘭:《不可征服的人們——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抗戰》,李述一等譯,求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13頁。)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到延安之后,毛澤東、朱德等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介紹中共的有關政策。其中毛澤東與斯坦因談話時,從 14日下午 3時持續到 15日凌晨 3時(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528頁。),長達 12個小時。如此長時間、近距離地訪談交流,是對外國記者來訪的積極配合與協助,收到了“賓主盡歡”的良好效果。“毛主席很興奮,與記者暢所欲言,因為總算是打開了局面。外國記者的情緒也很高,像發現了新大陸。”(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88頁。)

  在接待外國記者來訪的過程中,中共沒有裝模作樣、弄虛作假,而是採取用事實說話的宣傳策略。因此,“開放”和“真實”成為外國記者在延安的最大感受。1937年5月,海倫·斯諾抵達延安。在歷時 4個多月的實地考察中,她訪問了斯諾 1936年已結識和未結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紅軍指揮員,廣泛接觸了蘇區的戰士、工人、農民、學生、文藝工作者、婦女和兒童。她所採訪的人,起碼不少於 65位。她所提出的數以千計的問題,絕大部分都得了圓滿的答案。(參見安危主編《偉大的女性——紀念海倫·福斯特·斯諾》,陝西旅游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49頁。)從中可見外國記者的走訪時間之久,接觸人員之多。對於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訪,中共制定的接待原則是敞開大門,讓他們自由參觀考察。周恩來強調,要爭取他們來看邊區機關、工廠、學校和其他單位,爭取他們看后把邊區的實際情況宣傳出去。(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 589頁。)他還指出:“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虛作假。”(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 200頁。)進入邊區后,在為期 3個多月的實地走訪中,記者們可以自由考察參觀,不受任何拘束。王震就曾在接待參觀團時明確表示:“我現在重新向你們保証,你們有權自由考察我們的任何工作,我們最歡迎你們這樣做。”(﹝美﹞岡瑟·斯坦:《紅色中國的挑戰》,馬飛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4頁。)期間,參觀團成員既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葉劍英、林伯渠等黨政軍領導人,也自由參觀了學校、醫院、報社、工廠、邊區保育院等機構,與作家、學生、工人、農民進行了廣泛交流,圍繞政府機構及其運作、“三三制”政權以及邊區各項政策進行深入走訪、座談。 8月下旬, 5位外國記者還前往晉西北根據地,實地觀察了八路軍和地方游擊隊夜襲日寇汾陽據點的全過程。與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不同,中共可以說是向記者們進行了全景式開放,並為他們的自由採訪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條件。對新聞工作者來說,這比任何的隆重款待都更為重要。美國記者斯坦曾說:“看來對於我們的到來,他們是很高興的,而且願意協助我們工作。……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似乎是:用你們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們。”(《紅色中國的挑戰》,第 79頁。)

  在此基礎上,外國記者根據自己的直接觀察和親身體驗撰寫了大量的採訪報道,以照片、電影、講演等形式介紹了所見所聞。這些正面宣傳並非刻意為之,而是他們秉持真實、客觀的新聞原則,對自身“眼見為實”的情況所進行的如實報道,沒有任何的生編亂造或夸大其詞。這與國民黨政府人為制造的宣傳有著根本的差別,也充分體現了中共的政策精神,即“對於美國記者及其他外國記者之來我區者,應幫助其自由採訪及報導我區的真實情況”(《中共選集》第 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95頁。)。

  事實上,外國記者在赴陝北訪問之前,大都有備而來,即他們心裡都有一些疑惑和問題想要弄清楚。斯諾在訪問延安前心中積攢了眾多的疑惑,如“中國共產黨人是什麼樣的”“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等。(《斯諾文集》第 2卷,第 3-4頁。)為了協助外國記者探明真相,中共除鼓勵他們實地考察、自由參觀外,還積極主動地提供他們所關心的新聞素材和資料,以利於他們更加深入地把握實際情況。在接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時,周恩來明確提出,“既要准備好全面介紹本部門的材料,主動介紹實際工作情況,又要准備解答他們臨時提出的問題”。(《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 199-200頁。) 在外國記者訪問期間,邊區政府負責人還給每位記者分發了李維漢起草的有關邊區建設簡述的書面材料,內容涉及邊區的發展歷史、政治綱領、經濟狀況、文化教育等,使之對邊區實際情況的了解更加全面。此外,中共提供的各種檔案、文件、公開報道等資料,與記者們的親見親聞相互印証、相互補充,極大增強了他們新聞報道的說服力,也形成了反駁各種不實之詞的“証據鏈”。在安排記者團實地參觀的同時,邊區政府各部門還穿插安排了一系列的座談會、招待會、領導人訪談等活動,向中外記者介紹宣傳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和價值理念,如安排朱德、賀龍、葉劍英等軍方代表接待,介紹中共的軍事和抗戰問題。 (參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07-412頁。)毛澤東在與中外記者座談時,則談了國內外形勢、國共關系、邊區建設等問題。(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528-529頁。)

  外國記者來訪,為中共打開了連通外部世界的渠道,也為外部世界觀察、了解中共提供了難得的窗口和獨特的視角。在這種實景式、全方位的參觀考察過程中,記者們的所觀所聞涉及中共的主要政策與基本立場、邊區的建設情況與發展前途、民眾的生活狀況與精神面貌等眾多方面。為了全面地把握情況,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採訪成為了外國記者的重頭戲。而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中共領導人,並非國民黨媒體渲染和外界傳言中的“江洋大盜”“土匪流寇”,而是一群具有很高個人素養,待人誠懇、知識淵博、理想遠大的人。他們不懈奮斗的精神、艱苦朴素的作風、彬彬有禮的態度、客觀冷靜的分析等,都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們大為折服。在與斯諾的會談中,毛澤東對當前形勢的精辟分析和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局勢的精准預測,使斯諾十分驚嘆。(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58-559頁。)斯特朗也認為:“毛澤東直率的言談,淵博的知識,詩意的比喻,使這次談話成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為動人的談話。”(﹝美﹞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中國人征服中國》,劉維寧等譯,北京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1頁。)作為接待外國記者來訪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同樣給斯諾留下了“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的良好印象,“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蔑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斯諾文集》第 2卷,第 48頁。)而在國民黨報紙上常被稱為“頭子”“殺人犯”的朱德,在外國記者眼中卻是朴素的、親和的“老農民”“好先生”形象,其杰出的軍事才能固然讓人印象深刻,但其“執著於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風”的生活態度同樣使人耳目一新。(﹝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三),梅念譯,新華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頁。)總之,中共領導人官兵平等的理念、民主親和的風格和不拘繁文縟節的作風,給人以極強的親和感、信賴感和認同感,極大地拉近了中共領導人與記者們的心理距離,與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無能、專制形成了鮮明對比。史沫特萊曾言:“到延安的外國記者感到非常安心,共產黨員中間沒有國民黨那一套官場生活的形式主義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產黨人,有一個記者說得好:‘他們不是一般的中國人,他們是新中國的人。 ’這種說法在其他記者的口裡我一再聽到。”(﹝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一),袁文等譯,新華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68頁。 )中共領導人在理想、信念、品格、意志、作風等方面展現出的人格魅力,不僅是一次個人素養的呈現,更是中共及邊區人民有活力、有信心的一個縮影,外界也從中看到了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中國。

  新中國成立 7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彰顯出了光明前景,中國成就震撼人心,中國故事異彩紛呈。在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需要我們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正如習所指出的:“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習:《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44頁。)“延安故事”的成功傳播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延安時期,中共與外國記者的成功互動交流,固然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在此過程中,中共的正確領導、動員和組織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共始終高度重視對外宣傳工作。 1938年 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加緊國外宣傳,力爭國外援助”(《中共選集》第 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752頁。)。1941年 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太平洋戰爭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戰力量,並改進中國抗戰狀況”(《中共選集》第 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52頁。)。正是在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親自推動下,各部門、各組織協同配合,形成了對外宣傳的強大合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統計,延安時期先后有美、英、蘇、德、加、波、印、朝、日、新西蘭等 10多個國家, 100余位國際友人到延安及陝甘寧邊區採訪、參觀、考察、學習、工作和戰斗,其中有很多是新聞記者。(參見中共延安市委統戰部編《延安時期統一戰線研究》,華文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78頁。)他們在到訪后都基本能真實、客觀、公正地向外界報道中共的各項方針政策以及根據地軍民的英雄業績。周恩來也曾在致毛澤東等人的電報中指出,“統計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並發生一些外交影響”(曹應旺:《中國外交第一人周恩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15頁。) 。

  從歷史來看,中共具有講好“中國故事”的成功經驗。從現實來看,豐富生動的“中國故事”是在中共領導下產生出來的,中共是“中國故事”的締造者、推動者。今天,向外界講好“中國故事”,依然要在中共的領導之下,有組織、有步驟地推進。隻有相互配合、協同發力,才能取得良好的宣傳效果。正如習所強調的:“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優化戰略布局,著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人民日報》2016年 2月 20日。)

  中共之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將“延安故事”傳播出去,經驗之一即是充分發揮外國記者的橋梁和媒介作用,使外媒在講述“延安故事”時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有的記者所言:他們來到這裡,“把一座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一個縫隙,使光線透進來。盡管這個縫隙很小,但再要強制地關閉,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第 1卷(1926-1949)》,重慶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71頁。)。毛澤東認為,中外記者團等到延安將為改變外界對中共問題的輿論開辟一個新階段。(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536頁。)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又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裡的許多人對於解放區幾乎是什麼也不知道的”(《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54頁。)。縱觀這一時期中共與外國記者的交往,中共領導人之所以放下手頭急需處理的公務,屢次同他們促膝長談、深入交流,看重的就是他們的“媒介”和“橋梁”作用,因為他們既是外界觀察中共的“眼睛”,也是中共向外界傳達聲音的“話筒”。對此,斯諾就認為:“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指毛澤東——引者注)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國發表談話的機會。”(《斯諾文集》第 1卷,第 192頁。) 所以,周恩來在接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動員會上強調要重視外國記者。(參見《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 201頁。)

  當前,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中國與世界的聯系空前緊密。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既需要發揮中國媒體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不能忽視外國媒體的傳播價值。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講好“中國故事”,要加強與外國媒體的互動交流,積極邀請外國記者來華參觀、考察,鼓勵他們多向世界報道真實的中國,多向世界講述精彩的“中國故事”,使他們成為“中國故事”的見証者、傳播者。由於外媒的報道更加契合外國受眾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因此他們在講述“中國故事”時會更加自然、更加讓人易於接受,“把我們想講的和國外受眾想聽的結合起來,把‘陳情’和‘說理’結合起來,把‘自己講’和‘別人講’結合起來,使故事更多為國際社會和海外受眾所認同”( 參見《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10頁。)。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延安時期,在與外國記者交流互動過程中,中共始終以誠相待,堅持用事實說話,沒有任何的掩飾隱瞞和敷衍心理,這種自信、至誠既打動了外國記者,同時也打動了廣大讀者,從而使“延安故事”廣為傳播,激起和吸引了更多人前赴后繼地奔赴延安。毛澤東曾強調:“對待來賓的宣傳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宣傳我們黨的政策。宣傳我黨、我軍、抗日根據地人民戰斗勝利的成績,解答來賓提出的問題,都要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均不要不懂裝懂,自以為是。”(《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 6頁。)斯諾訪問保安前,周恩來告訴他:“我們隻要求你真實地把你的見聞報道出去。我們會盡力幫助你了解情況”。(《斯諾文集》第 1卷,第 189頁。)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訪時,周恩來指示各有關單位必須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出面接待,屬於本部門本單位業務范圍內的問題,不要回避敷衍,要讓這些記者們看到我們的工作成績,也要讓他們看看尚有不足之處,說明或解答我們前進中的困難和錯誤。他強調:“要以誠懇、坦白的精神同他們交朋友,以利於進一步開展國內國外的統一戰線。隻有提出具體材料,說明具體事實,才能取信於人。”(《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 200頁。)說真話,亮實事,體現了中共開放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這也是對記者們的最大尊重和最高禮遇。而記者們也正是在把握事實、了解真相后,才真心地為中共發聲,向全世界講述真實的“延安故事”。

  時至今日,中國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問題,在向外國記者講述“中國故事”時,我們依然要秉持開誠布公、以誠相待的原則,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既要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也不能掩飾自己的不足。要充分尊重記者們的新聞立場和職業准則,既不對他們缺失信任從而處處加以防范,也不對他們夸夸其談從而脫離實際情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失信於人。實際上,沒有客觀事實做基礎,記者就算有妙筆生花的能力也難以寫出真正打動人心的報道,而一時的遮遮掩掩隻會徒增無謂的謠言和猜疑。所以說,事實是最好的靈感。“中國故事”之所以精彩動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以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為依托的。習強調:“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人民日報》2013年 8月 21日。)隻有讓記者們立足中國實際,才能講述出美麗的“中國故事”。

  在與外國記者的互動交流中,中共領導人展現出的敏捷的思維、淵博的知識和精辟的見解,使走進陝北的外國記者大為折服,這也是“延安故事”能夠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毛澤東的學識和人格魅力,給外國記者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國內外形勢的准確判斷和預測,向世界展示了中共領導人開闊的視野與高遠的站位,極大改善了人們對中共的印象,提升了中共的國際形象。如在斯諾看來,毛澤東“說話平易,生活簡朴,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朴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斯諾文集》第 2卷,第 66頁。)。所以,在與外國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中,被採訪者是否具有深厚的媒介素養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中,社會輿論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媒介素養也日益成為一個人的基本能力,對領導干部來說尤其如此。但在現實中,一些領導干部在面對媒體和記者時,不少人存在能力不足、本領恐慌的問題。如此一來,就難以講好“中國故事”。正如習強調的,“領導干部要增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善於運用媒體宣講政策主張、了解社情民意、發現矛盾問題、引導社會情緒、動員人民群眾、推動實際工作”(《光明日報》2016年 2月 20日。)。所以,領導干部必須端正態度,加強學習,把與媒體打好交道視為自己的“必修課”,不斷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如此才能夯實講好“中國故事”的內在基礎。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革命文化生成演進與民族精神的培育”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TJKS1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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