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将小说视为对生活的回忆他笔下几位人物

2020-03-20 13:36栏目:回忆的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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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我在高邮电视台当记者,一天,台长命我到北京给汪先生做个电视专访,留些视频资料。那时,汪先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当我提出采访请求时,他有点迟疑,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知道,是自己沾了高邮的光。

  汪先生将小说视为对生活的回忆,题材大都取自故人往事,真实性强。这促使我在完成汪先生的专访后,又对几位人物原型本人或是他们的子女进行更深入的采访,从而以文学的角度来探寻,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使汪先生“不用记也记得”?他对这些故事是怎样酝酿、咀嚼和取舍的?

  1995年初秋,我和摄像记者刘军提着两只野鸭,到北京拜访汪先生。两只野鸭勾起汪先生的回忆:“《大淖记事》里不是有个沙洲吗?沙洲上面可以拾到野鸭蛋。”我顺势开始了采访:“您执笔改编京剧《沙家浜》,那是‘三突出’的作品,很难想象《沙家浜》的作者会写出《受戒》。”汪先生解释,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个祝词,鼓励作家解放思想,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作的《受戒》。汪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塑造小英子(原型名大英子)这个形象?我感觉农村的小姑娘比城里富庶人家的女儿少一点束缚,比较爽朗。她另有一种健康的美。我的表姐、表妹、女同学都忸怩作态,农村的女孩子没这一套。有人问,你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说就是写人的美,人的健康的美。”抗战初期,汪先生与家人为了躲避战乱,暂住高邮县城东北的庵赵庄慧园庵。汪曾祺的弟弟汪曾庆尚幼,大英子到汪家帮忙带孩子。汪先生回忆说:“我住在那儿的时候,也就是《受戒》里明子那个岁数,跟她一起去打场,一起插秧,‘崴’荸荠。”

  后来,大英子嫁给了界首镇王家河村的一个农民,两人婚后子孙满堂。小说里小英子的美,深入人心、清新隽永;可在现实生活中,大英子的美却是十分短暂的——被血吸虫病困扰几十年,脾脏摘除,肝脏受到严重损伤。也许是缘分吧,汪曾庆恰巧在血防站工作,大英子到城里看病时,汪曾庆还帮助过她。

  采访《受戒》的人物原型是在汪先生妹婿金家渝、妹妹汪丽纹、弟弟汪曾庆的帮助下进行的。北京专访结束后,我立刻开始了寻访工作。深秋的一天晚上,金家渝急匆匆找到我,告知大英子病重,我急忙叫上摄像记者,和金家渝、汪曾庆连夜赶往王家河村。车到王家河村时已是深夜,虽然大英子的大儿子张俊生跟汪家人很熟,但对深夜造访还是颇感诧异。听明来意后,他叹气摇头:“母亲已经‘搁床’,就在早晚。”看来采访是无法进行了……

  两天后,大英子去世,这成为我巨大的遗憾。在此之后,我曾数次联络大英子的儿孙,想通过他们了解老人更多的经历,无奈他们大都讷于言。一次,老人的一个孙子拿来一份有关祖母的材料,很像是人物鉴定,有“正名”之意,我读后不知如何是好,转而希望看看大英子的照片,仍求之不得。最近我看到一张大英子老年时与儿媳们的合影,老人端坐在椅子上,面目清癯,神态安详;三个儿媳站在身后,面色红润、体格健硕,散发着高邮女子健康的美。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汪先生三回故乡,高邮电视台得以留下少量的视频资料,其中一段记录的是汪先生参观极乐庵的场景。在与僧人交谈时汪先生告知,他写了释迦牟尼故事,僧人却主动聊起《受戒》:“你写的《受戒》,我们小时候也有这个过程,想跟明海一样恋爱。但有人这么想,没人敢这么说。”汪先生拊掌仰头,朗声大笑……

  汪曾祺家的正门开在科甲巷,门朝东,有六七十个房间带一个花园。后来的汪曾祺故居是汪家的偏房,堆柴草用的,门朝西,开在竺家巷。竺家巷短且窄,却有两座酒楼——如意楼和得意楼,生意红火。汪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岁寒三友》,说的是一年的年三十晚上,靳彝甫、王瘦吾、陶虎臣三个人打算在如意楼“醉一次”。靳彝甫外出“行万里路”三年,回家后见二位友人濒临绝境,便卖了自己珍藏的三块田黄石,得两百洋钱,分成两份给他们救急。在北京专访时汪先生告诉我:“这三个人跟我父亲是朋友,我父亲跟王瘦吾、陶虎臣特别好。陶虎臣的原名叫陶汝,在草巷口拐弯儿的地方开店卖鞭炮;陶汝的女儿卖给别人,他自己上吊,这个故事有。本来这三个人的故事并不在一起,我通过他们的遭遇,特别是陶汝女儿的遭遇,把故事捏合在一起……自从《鸡鸭名家》之后,我有意识地从这些人身上发现美,不把市民写成市侩。这些人有他们非常可贵的地方。”

  由于这三个人都已作古多年,金家渝帮我找来了他们的子女——靳彝甫的儿子靳林,王瘦吾的女儿王乃英,陶汝的儿子陶钧。1995年,他们都已七十多岁。陶钧一只眼有伤,因子承父业,做鞭炮不慎所致。他们三个人虽然没有读过汪先生的作品,但与我聊天时讲的故事,与《岁寒三友》多有重合。王乃英说到陶钧的父亲陶汝放焰火时,眉飞色舞:“他放焰火逼真。放‘芦蜂追癞子’,像个漂亮法子呢!”陶钧解释:“扎个人像个癞子,焰火哧啦哧啦地转。还有个变化——大老爷变乌龟啦,和尚变驴子。这搭的是两层架子,上层是软架子,大老爷放完往下一掉,火就上去了。”王乃英补充说:“放到最后‘请驾回宫’四个字出来,大家就纷纷走了。”《岁寒三友》中,陶虎臣在阴城放了两台焰火,一台是“炮打泗州城”,另一台就是“芦蜂追癞子”。汪先生用文学的语言,将其描写得丰富细腻、生动传神,放完焰火的“闲笔”更如神来:“‘二丫头,回家咧!’‘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每每读到此处,强烈的画面感立刻把我带入童年的情境,让我感动,又有些惆怅。

  《岁寒三友》中三位友人的子女大都住在人民路,即汪先生所称的“东头街上”,父辈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这里。

  《徙》中的主要人物也是真名实姓,高北溟、汪厚基、高冰、高雪……故事大都真实发生过。高北溟是汪曾祺和汪厚基的国文老师,他的二女儿高雪有一飞冲天的志向,但因生活所困蛰居小城,嫁给了汪厚基。小说里说她患忧郁症而死,是为了烘托悲伤的气氛,其实她得的是肺病。高雪嫁过去时,汪厚基已有一儿一女,可以想见他追求小师妹的难度;而汪厚基对高雪的呵护,如汪先生所说,“含在嘴里怕她化了”,小说里有真切而细致的描述。

  汪厚基先开米店,后学中医,小说和现实的情况高度契合。在专访时汪先生回忆:“高雪小时候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女大十八变,她上师范以后就很好看了。金实秋听说汪厚基随身带了高雪的照片,很好奇,还要过来看。”

  高邮城有一条巷子叫焦家巷,巷子两侧各有数条向里延伸的小巷,中段一条小巷曲径通幽,尽头有一小院,高冰就住在那里。高冰对汪先生的作品尤其是《徙》非常熟悉,采访时,她也提到了照片的事情:“1980年,我遇到了我家妹婿汪厚基。他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一张高雪的照片,我就给他一张,是她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拍的,面容已经十分憔悴。他拿到之后很高兴,过几个月又跑来,说高雪的照片已经弄好了,你看看。我看那是个皮夹子式的,用缎子糊起来,周边绣了花儿,里面还题了两句话。他说我以后将永远摆到身上,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看。”

  汪厚基在高雪去世十年后再娶戚宝英女士,老两口退休后与女儿一起生活。我见到汪厚基时,他已经八十岁了,步履迟缓却温文有礼,一看就是有学养之人。戚宝英非常豁达,对丈夫怀念前妻很理解,亲自装裱高雪的照片。照片装裱后可以开合,打开,左边是高雪的遗照,右边是两排八个字:形虽超脱,影则长随。汪厚基说:“高雪死了,超脱了,有一种佛意;影子就是她的照片,长时和我在一起。弄好照片以后,我是天天摆到身上。”汪厚基八十三岁时仙逝,想来高雪的照片也随他驾鹤西去了。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专访,对汪先生笔下人物原型的寻访,多是1995年秋冬进行的。后来,我将专访整理成文字,是为《汪曾祺访谈录》,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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