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回忆录:端纳回忆录

2020-01-10 21:31栏目:回忆的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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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回忆录:端纳回忆录》是2013年8月1日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威廉·亨利·端纳 (W.H.Donald) 。

  本书由威廉·亨利·端纳(澳大利亚人)生前口述,美国记者E·A·泽勒帮助整理的回忆录,使用了第三人称的手法所写。本书告诉人们的,不是那些早已为人熟知,而是端那自己亲身参与或接触过的历史和人物功过,以及深蕴其中的种种内幕和因由:从1903年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详述了自己采访日俄战争时,第一个找到了对日威胁颇大的巴尔干舰队,有意无意间,为日本海军胜利帮了不少忙;1913年为孙中山撰写了第一个人称“端纳的宣言”的对外宣言,及被袁世凯赶下台的孙中山后的生活与工作细节;1915年第一个在报端披露中日“二十一条密约”,震惊中外;1931年参加李顿调查团后与张作霖接触,取得张学良信任,一手制订并全程参与张的戒毒治疗,东北易帜有其一份功劳;蒋介石是如何聘其为私人顾问的,陪侍时间之长,参与事件之多,在蒋氏的顾问人员中绝无仅有。直至西安事变中,第一个冒险飞赴西安进行斡旋,并成功和平解决事情,成就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为止。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不小的轰动,被普遍视作是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写照,披露民国政坛秘闻的奇书。整理者泽勒一再强调“ 毫无疑问,本书所写的内容,一定与他人记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与之争论。但无论如何,这是端纳亲口说的。” “我完全笃信,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端纳先生和中国。”透过端纳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高层人物生活隐私及政坛上鲜为人知的秘辛,探触那段中国历史现实的核心。

  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故事 。 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人。人称“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国在华人士之一”、“蒋委员长和蒋夫人的有名的澳籍顾问”、“最显赫的客卿”、“中国第一顾问”、“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洋政客”、“折射旧中国五光十色政治舞台的一面镜子”、“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民国神秘洋客”、“著名西方记者和政客”、“顾问专业户”等。

  端纳到达中国后,参与了革命党人的军事行动、光绪帝的被害、辛亥革命轶事等等众多政治事件,与袁世凯、冯国璋、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来往密切并长期担任他们的顾问。他的经历,是一部清末至民国私人史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个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更为了解中国的内幕。——澳洲著名内幕问题作家约翰·根室

  孙中山以“不胜感激”评端氏:“国家统一,伟业告成。你曾力将我们的主义宣示天下,使革命获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沪宁之间,尽力助我军民。每念及此,不胜感激。”(孙中山致端纳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龄以“绝非偶然”评端氏:“清末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在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象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工人的一介平民,只身来到中国, 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顾问, 绝非偶然。”(宋劝蒋之言,1934或1935年)西安的局势是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 宋子文砌上墙, 而一苫上房顶的则是我。(宋美龄 1946年)

  刘大钧以“创始人”评端氏:“你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我只是作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认为,国民经济研究所是属于你的事业,同你紧密相连,如果你与它脱离关系,我不知道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刘大钧致端纳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 泽勒伯爵以“身体力行、坚韧不拔”评端氏:“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中国的端纳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讲信用、重情义”评端氏:“他是个讲信用、重情义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对不起张学良,并怀疑自己对蒋氏是否还有一点作用?气愤之下,他向人表示:‘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思嘉以“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评端氏:“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站在维护英美在华利益,遏止日本在东方侵略扩张这一目的上,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时,端纳的一切活动是使中国政府采取亲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华得到更多的侵略权益,当然也不会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命运

  威廉·亨利·端纳(1875—1946),澳大利亚记者。1903年到香港任《德臣报》编辑,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清朝两广总督岑春暄以及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日胜利长达40年的民国发展史,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是民国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你想必听说过“中国的端纳”——端纳,W.H.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不过你听说的不多,也许多半是道听途说,因为这位不愿抛头露面的世界性人物,不仅为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夫妇效力,而且也曾为满清王朝效力,但这些事情鲜为人知。

  现在,展现在你面前的端纳故事,完全来自端纳本人自述。我将这个故事献给你,仅仅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一个记者叙述的故事——却是本世纪真正的一个大故事。本书中的情节,几乎没有不是由他口述,而在我的长篇笔记中保存的。我对某些隐瞒难解之处进行了润色。对某些脱漏之处,凡有必要,都用历史材料或其友人的访谈录予以补充。毫无疑问,本书所写的内容,一定与他人记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与之争论,但无论如何,这是端纳亲口说的。再者,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许与习惯上对他们的论述相悖。但请不要忘记,知之者莫若端纳本人。

  1946年1月,我在檀香山的一家海军医院里,见到了已奄奄一息的端纳。他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医生对病情的不祥预测:大概还可活一个月,也许只有几天。谁能说得准呢?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历程,随着中国本身慢悠悠地走完了,可现在,时光却如脱缰之马,奔向终点。面对死亡,他的脸上仍挂着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一如平常他具有的好性情。

  二十年来,出版商纷纷以丰厚的稿酬劝说这位东方的神秘人物撰写回忆录。可是,他不愿说朋友们——中国的大小的官员们的坏话。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们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

  那时在十一点钟之际,他终于同意不把历史带进坟墓。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就这样,在安静的、护士踞着脚走的脚步声和氯仿气的麻木气氛中,这位激动人心的历史作者,这位对中国、或者对世界的影响现在尚难以断定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始口述他在此之前一直封闭的篇章。医院窗外,到处是一片夏威夷早春的清新气息,生机勃勃。他平静而惊讶地看着床边的日历说:“你知道,如果让我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我会这样开头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富有人性的民族的书。’”第二句话是:“但并不是试图阐述中国人民的爱好、习俗或道德的论文。”他看着一只白鸽从树上振翅飞下,停在窗棍上,然后接着说,第三句话是:“本书写作的宗旨是理解与同情心。”

  我曾想对端纳守信,可是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些富有十足人性、却生活在令人痛苦的真实之中的人们,尽管他们做了那么多富有人情味的事。即使端纳,这位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也忍不住成了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家。

  端纳对他人的私生活向来守口如瓶,正如他本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闭口不谈一样。他说,1905年,他在香港同一个澳大利亚姑娘结了婚。几年后,生了一个女儿。1912年前后,他的妻子曾对他说:“端,与其说你娶了我,不如说中国娶了你。”后来,她带着女儿永远离开了他。

  我深信端纳本来就已建议将此解决办法,留给那些长期来一直在努力那样做的专家们去阐述。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要深深地、永远地感激露丝,内格尔小姐的深情厚爱,明智的谅解,以及对本稿的热忱。没有她和内人的帮助,本书决不可能写成。我还要感谢海军准将M.D.威尔卡茨中校、威尔逊·加迪斯先生、雷蒙德·S·科尔先生、总领事金洲缪(音译)、H.B.埃礼士腾先生、彼得·拉思冯夫妇、哈罗德,霍克希尔德先生、阿利克斯·昂格恩小姐、亨利·B·康登夫妇以及弗雷德里克·W·托马斯夫人。

  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人。不会中国话,却好为中国“说客”。人称“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国在华人士之一”、“蒋委员长和蒋夫人的有名的澳籍顾问”、“最显赫的客卿”、“中国第一顾问”、“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洋政客”、“折射旧中国五光十色政治舞台的一面镜子”、“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民国神秘洋客”、“著名西方记者和政客”、“顾问专业户”等。

  自称“永久的三角形”。或为“说客”,居中外商业谈判之间;或为“和平使者”,居内战双方之间;或为“掮客”,煽动中国入协约国并对德宣战。既为“三角形”,则决不得罪两极,而是游走于两极之间:阴太过则阳之,阳太过则阴之。故“三角形”必为“阴阳家”。

  端氏居中国凡四十年,其著名“游说”案,约有五件,兹以“端纳五说”为总名,分而论之。

  张人骏(1846—1927),字千里,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人。晚清名臣张佩纶(张爱玲之祖父)之堂侄,袁世凯之亲家(其子娶袁氏长女为妻)。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官广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广西巡抚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接替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武昌起义后守江宁,不遂,遁沪以遗老自居。民国十六年(1927)逝于天津,享寿八十有二。

  端氏约于1903年到香港,供职于《德臣西报》及《中国邮报》。欲接近中国政要而不得,乃剑走偏锋,在广州两广总督府门前“死等”,求见总督张人骏。有总督府幕僚感其诚,终得安排谒见。端氏以i寸不烂之舌,纵论天下大势,显摆其见多识广之一面。总督以香槟酒待之,并聘其为无报酬之“名誉顾问”,并得随时晋见总督之权。其首次重要“游说”成功。

  孙中山(1866—1925),本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广东中山人。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政治改革,不遂。甲午战时,于檀香山加入“兴中会”,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以革命方式覆满清”之最早提倡者。

  端氏在香港主动求见孙中山,时孙游欧,只得胡汉民接见,并从此与革命党人保持密切关系。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党人于伍廷芳公馆成立总部,指挥东南数省之革命,伍廷芳总其事。端氏乃鼎力协助伍氏之工作,内促各省反清光复,外则任对外交涉之事,人称“革命党的无官职的外交部长”。孙中山返国,与端氏相见恨晚,数日长谈,论及中国当时面临之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重大问题。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聘端氏为“中华民国外务高级参议”(1912年3月21日)。其第二次重要“游说”成功。

  北洋军阀政府,全称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指民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之统治时期之中央政府(1912—1928),亦称北京政府。北洋派及其领袖袁世凯得势,故有“北洋”之名。

  周自齐(1869—1923),字子廪,山东单县人。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主持筹建清华学堂。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财政次长,后历任交通部总长、农商总长等职。1920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22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曾任国务院总理兼教育总长。1923年10月21日病逝于上海。

  周氏支持袁世凯称帝,曾任大典筹备处委员。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条”为交换条件,支持袁氏称帝。端氏欲得“二十一条”之详情,乃以财政总长周自齐为突破口,展开“游说”工作。周不敢透露,暗示袁氏之英国顾问毛里森(端氏好友、袁氏政治顾问)处有英译本。端氏终得“二十一条”正式文本并全球发布。1920年,端氏被北京政府聘为顾问;又受财政总长周自齐之委托,创办主持“经济情报局”。其第三次重要“游说”成功。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奉天(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中华民国陆军元帅。“西安事变”(1936)后,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软禁,凡五十余年。李登辉登“中华民国总统”位,始获自由。

  端氏去东北(一说受蒋介石委派)任张学良之顾问,是在1928年底,在辞去工商部经济报道局T作,谢绝要人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正廷挽留之后。其对张学良叉有“三大劝”:一劝张学良戒毒;二劝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三劝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

  张学良毒瘾很重,全身病态,初见端氏,每十五分钟即需中止谈话,注射吗啡提神。端氏很反感,劝其戒毒,后来并亲自陪张去上海治疗,在张病房外支床,日夜守候,直至其彻底戒除毒瘾。期间端氏曾向张之警卫长揭发张之秘书、仆人、医生等贴身人员怂张吸毒以渔利之事,使张开除此批人。

  杨宇霆为张作霖老部下、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常荫槐则为黑龙江省主席。杨常两人亲日,日亦有以两人为“东北王”之打算。两人见端氏初来,想拉拢之。端氏密报张学良,并揭发两人私借巨额外债、进口武器诸“反常事”,引起张高度警觉。杨以“老臣”自居,对“少帅”本就看不起,还曾逼“少帅”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让常荫槐主其事。“少帅”不再容忍,于1929年1月10日诱杀两人,史称“诛灭杨常”。后送两家银元各一万,以为抚恤。

  “中原大战”于1930年爆发,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争持不下,张学良于是得举足轻重之“势能”。若偏蒋,则蒋胜;若偏冯阎,则冯阎胜。关键时刻端氏劝张通电全国,出兵平津,助蒋赢战。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入主燕京,进军华北,中原大战结束。蒋对军阀控制力大增。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当政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8年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引退”。败退台湾,又任“总统”及“总裁”等职。宋美龄(1897—2003),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结婚(时蒋为北伐军总司令,进驻上海),史称“中美合作”(中者,蒋中正;美者,宋美龄)。

  端氏陪张学良出洋考察返国,受到蒋、宋热烈欢迎。端氏对蒋却“犯颜直谏”之,引起“翻译”宋美龄之关注。1934年(一说1935年),端氏正式受聘为蒋之顾问,并住进蒋之官邸。与蒋、宋同住一别墅,共用一餐桌,可谓形影不离。

  端氏1903年离开澳大利亚,直至1946年病逝,43年未回故乡,期间38年在中国度过。端氏“五说”,均极重要。其详情,已见于诸人笔端,兹不赘。兹请罗列其所得重要之“评语”。

  孙中山以“不胜感激”评端氏:“国家统一,伟业告成。你曾力将我们的主义宣示天下,使革命获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沪宁之间,尽力助我军民。每念及此,不胜感激。”(孙中山致端纳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龄以“绝非偶然”评端氏:“清末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在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象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工人的一介平民,只身来到中国,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顾问,绝非偶然。”(宋劝蒋之言,1934或1935年)

  刘大钧以“创始人”评端氏:“你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刨始人,我只是作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认为,国民经济研究所是属于你的事业,同你紧密相连,如果你与它脱离关系,我不知道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刘大钧致端纳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泽勒伯爵以“身体力行、坚韧不拔”评端氏:“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中国的端纳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讲信用、重情义”评端氏:“他是个讲信用、重情义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对不起张学良,并怀疑自己对蒋氏是否还有一点作用?气愤之下,他向人表示:‘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思嘉以“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评端氏:“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站在维护英美在华利益,遏止日本在东方侵略扩张这一目的上,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时,端纳的一切活动是使中国政府采取亲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华得到更多的侵略权益,当然也不会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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